在1997年的2月19日晚间，北京301医院传出来一个噩耗，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——邓小平同志，永远停止了呼吸，其九十三年的人生在这一天画上了永远的休止符。

在这个消息传出后，神州大地再次被悲伤所笼盖，即便是海外也进行了连篇累牍的报道，哀恸之声不绝于耳。

不过，尽管这已经不是新中国第一次经历国丧了，人们对领导人逝世后的工作也还是知之甚少。四天以后，尤太忠同志就对外界透露了一个隐情。

1997年的元旦，就在大家张灯结彩庆祝新年的时候，北京城落下了一场小雪，整个城市便被红灯白雪装扮了起来，透出一股子喜气。只是，此时的一众中央领导可高兴不起来，因为就在十多天前，我们敬爱的邓公住院了。

其实早在1994年的春节过后，邓公就再也没有出现在公众面前了，而这自然也引发了人们对他身体状况的猜测，尤其是那些国外的无良媒体，整天说邓公病危了，这样的新闻他们发布了不下一百次。

事实上那时的邓公只是在家中疗养，其身体状况确实不如前些年精壮了，但也还算平稳，闲下来后倒是显得洒脱了一些。

可就在两年后，邓公的身体却出现了大毛病，并非是老年人中常见的糖尿病、器官炎症或者心脑血管病之类的疾病，他的问题在于神经系统，也就是人们常说的帕金森综合征。

邓公罹患帕金森综合征已经有些年头了，只是以前并不严重，对身体的影响还是很小的，但在1996年的年底，他的病情就恶化了，他开始出现吞咽困难，活动也大大受限，到最后呼吸都很困难。

12月12日的清早，邓公从睡梦中醒来，按照他的生活习惯，接下来就是洗漱、吃早餐，过一会儿秘书会把眼镜、放大镜、手表以及一大摞文件和报纸放到办公桌上，然后他的一天就会在办公室消耗掉。

当然也不完全是工作，邓公在闲暇时间也会打牌、游泳、散步、看足球，其中散步是每日的例行活动。

但在这一天，邓公什么都做不了了，他开始不断地咳嗽，以至于出现了呼吸困难，早餐也完全没法吃了。

原本邓公的身边是配备了私人医生的，但这种情况已经超出了其能力范围，大家只好赶紧送邓公上医院。

而自打邓公进入301医院，尽管那里距离他家只有十公里，但他再也没能回来。邓公在医院的病房，就在南端一座小楼的顶层，他在这里一住就是十多天。

等到元旦那天，病情趋于稳定的邓公还颇有兴致地看起了电视，只是他当下已经是眼花耳背，对电视的内容是听不清也看不清，于是他就问身边的医护黄琳：“那个走过来的是谁啊？”

黄琳微笑着回答他：“那个就是您啊！”

原来，电视上播放的节目正是央视最新录制的纪录片《邓小平》，这部作品一共拍了十二集，恰在这段时间播放。

邓公没有说话，但他看得很认真，遇到听不清的内容，黄琳就在他耳边一一重复说给他听。对于影片中那些赞美的话，邓小平听在耳里，脸上还泛起一丝羞涩的笑容。

只不过，这样温馨的场面在那段日子里并不多见，因为邓公每日都被病痛折磨着，其实他的身体很不好受。

但不管再怎么难受，他也不会轻易发出声响，并且对医护人员的治疗十分配合，其毅力让人震惊，邓公就这样再次挺到春节。

除夕夜里，工作人员们搞了一个小聚餐，大家就着饺子写下了一副对联：“同吃同住同欢乐同在一个空间，爱国爱家爱事业共为一个心愿”，而横批则是：“一切为了首长。”不过，尽管大家的心愿很美好，现实却总是残酷的。

在春节的末尾，邓公的呼吸功能已经濒临衰竭，他只能依靠呼吸机来呼吸。

2月19日的晚间，邓公的情况变得十分危险，他被送进了急救室，可尽管大家奋力抢救了好几个小时，到晚上九点过八分的时候，医疗组还是做出了沉重的认定——停止抢救，邓公终究是因为帕金森晚期以及肺部感染导致的呼吸衰竭而离世。

对于这个结果，邓公的家人已经做好了准备。早在邓公去世四天前，他的夫人卓琳就给中央领导同志写了信，向中央转告了邓公的嘱托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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根据邓公的遗愿，他不希望自己身后搞遗体告别仪式，也不要设置灵堂，遗体用于解剖研究，眼角膜献给他人，而骨灰也不要留下，直接撒入大海。

当邓公去世的消息散播开来，在当时引起的震动还是很大。全球的媒体都在第一时间撤换了第二天的头版内容，并以黑白版面报道了此事，而联合国也为之降下了半旗。至于国内，在长城内外、大江南北，几乎都弥漫着悲伤的气氛。

尤其是邓公的家乡四川广安，好几天的时间里商铺都没有营业，偶尔穿行的汽车也都扎着白花，并在挡风玻璃上用白纸写着“小平，家乡人民想您”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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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邓公的故居，前来吊唁的民众更是络绎不绝，一位百岁老人还专程从外地赶来为他吟孝歌。

至于北京，吊唁仪式在2月24日的上午举行，地点就在301医院南楼的小礼堂，党和国家的领导人当时都汇聚在这里，他们胸前佩戴着白花，手臂上也戴着黑纱，每个人的脸上都是悲伤的神情。

随后，就在哀乐声中，八个礼兵护送着邓公的灵柩上了灵车，而灵车的目的地就是八宝山。

与当年十里长街送总理一样，在邓公灵柩出行的路上，也挤满了十多万群众，他们或是拿着邓公的画像，或是举着横幅，向着老人家告别。

抵达八宝山后，邓公的遗体被送入了火化炉。遗体火化的同时，他的家人还送来了其生前的旧衣物，这些也被一并送进了火化炉。这或许就是人们说的：来时干净，去时也干净。

随后的2月25日，在人民大会堂，组织上举行了追悼大会以纪念这位伟大的共产主义战士。

而在3月2日，邓公的骨灰盒被送到了北京西郊机场，它将在空军官兵的护送下抵达大海，最后抛洒进那万顷波涛中。

就在邓公离世三个月后，中国历史迎来了一个里程碑式的时刻，香港回归了！为了香港回归，当年邓公和撒切尔进行了相当繁琐的谈判，而这件事如今终于实现了，只是他老人家再也看不到了，这无疑是一个遗憾。

大家可能无法想象，邓公虽然走了，但他留在这个世界的印记却是如此深刻，尽管岁月一再冲刷，可人们依旧清晰地记得他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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就在美国亚洲协会的华莱士礼堂，观众席的第四排正中的椅子背面就写着一行字：“谨以此向邓小平同志致敬”，据说这是亚洲协会为他留下的永久座位，以纪念多年以前由他在美国刮起的中国旋风。

不仅是美国，邓公在日本也有着相当的地位。当他去世的消息传来，日本刚好发生了一次地震，以至于就有人说这是天地感应，以昭示“巨星陨落”。

而曾是邓公谈判对手的英国最后一任港督彭定康后来也说：“邓小平是二十世纪最重要的人物之一”，有人说这是他的真心评价，但也有人说这是他在为英国的失败掩饰，但这并没有什么好争论的，不管彭定康说不说话，邓公都是那个时代最具影响力的人物之一。

关于邓公的去世，还有一个内情长期不为人所知，而它还是被邓公的老部下尤太忠披露出来的，那就是：邓公去世后，我国甚至处在了三级战备状态。

我国的战备状态一共分四级，而最高等级就是一级战备，这是在局势非常紧张的时候才会启用的，而三级战备则是在周边地区出现重大异常时启用。

当年毛主席逝世，国家启动的正是一级战备，如今轮到邓公，也是启用了三级战备。这件事要不是尤太忠讲出来，外人是很难知道的。

关于尤太忠，其实在这件事上也还有很多可以说道的东西。尤太忠与邓公之间，有着极其深厚的革命友谊，早在解放战争时期，尤太忠就已经是邓公手下的一员悍将了。

其实尤太忠刚参军的时候，只是一个炊事兵，而他后来却成长为了战地猛将，这或许也证明了我军炊事班藏龙卧虎并非是妄言。

因为作战勇猛，指挥得当，尤太忠曾多次受到总部的嘉奖。后来他上了朝鲜战场，也在上甘岭战役中打出了中国军人的威名。

鉴于人才难得，组织上后来就把尤太忠送到了高等军事指挥学院进修，毕业后又让他到内蒙古军区当军长，后来他又辗转于成都军区和广州军区，职务也已经是司令员。

能征善战是尤太忠的一个品质，而他的另一个特质是重感情，尤其是对老战友老首长的感情。在邓公受到误解时，别人躲还来不及，但尤太忠就不在乎，他大摇大摆地去看望自己的老首长。

当时和尤太忠一起去的，还有李达和苏振华，而当他们一起出现在邓公的住处后，尤太忠一见面就给邓公敬了一个军礼。

邓公看到他们三个也是无比惊讶，他问：“你们怎么来了，你也敢来看我吗？”

尤太忠说：“你是我的老政委啊，我不怕受牵连。”听到这句话，邓公的鼻头也有些酸了。

随后，他们四个人就一起坐了下来，邓公也拿出香烟来招待大家。只不过，邓公拿出来的香烟是光板烟，品质差的很，这也让尤太忠一直不好意思把自己口袋里的中华烟掏出来。而在结束谈话后，尤太忠越想越不是滋味，他没有选择回家，而是来到了京西宾馆。

在京西宾馆，尤太忠找到了小卖部老板，一见面就说：“有没有中华？给我拿五条！”

小卖部的经理吃了一惊，问：“你买这么好的烟谁吃？”

尤太忠只是丢下一句：“送人！”

说完，他就提着中华烟回到了邓公的住处。在邓公的惊讶表情中，尤太忠告诉他：“我给你拿了几条好烟。”

邓公并未推辞，他们当即拆开了一包烟，尤太忠也给邓公点了一根。烟雾缭绕中，邓公颇为感慨地说：“好多年没有抽过这么好的烟了！”

从这个故事我们就能看出，对于老首长，尤太忠是十分爱戴的，哪怕豁出去了也要看望他，并尽己所能为他做些事情。

这份珍贵的战友情，想必也是落寞时期邓公的一大精神寄托。也正是因为尤太忠的这份付出，邓公后来也对他十分爱护。

八十年代，有一次总政治部给广州军区下了政治任务，让他们组织排练一部名为《北上》的话剧，可尤太忠对剧本中瞎编乱造的情节很反感，说什么都不肯批演。

这件事后来闹到北京，邓公也知道了，而他老人家的态度很亲和：“不演就不演吧。”能让邓公如此爱护，也可见尤太忠在他心中的分量。

正因如此，邓公离世后，尤太忠也是最伤心的那一批人，已经七十八岁的他在礼堂里哭得泣不成声。而在不久后，尤太忠就对大家讲明：“毛主席当年去世是一级战备，小平同志去世只三级，他带领党和国家迈上了一个新的台阶，这是好苗头，好的趋势，也是好的领导。”

或许有人会说，毛主席和邓公去世时的战备为什么不同，毛主席作为开国领袖，在历史中的地位固然要高一些，但这和战备等级的划分关系不大。

战备等级的划定，更多地看重局势，毛主席逝世时的国家形势和邓公去世时是截然不同的，后者无论是对内还是对外都更为稳定，所以并不需要那么高的战备等级，这一点我们从尤太忠的话里就能感受到。

而这一切，我们都要感谢邓公，是他老人家呕心沥血为中国开辟了一番新天地。因此，在他老人家逝世二十余年后，我们无妨再说一句：邓公千古！